刘福友:如何做好“人帖”和“出帖”

  “人帖”和“出帖”,就要在“无我”和“有我”上下功夫,从人到出,既是主动的,又是自然而水到渠成的。林散之诗云:“创新在神解,神得形自真。旧者不能人,新机何由伸。”可见创新正如蚕之吐丝、蜂之酿蜜,非一朝一夕而变为丝与蜜者,颐养之深,酝酿之久,始能成功。三须背帖。很多人为何“一临就像, 一放就忘”,就是因为帖只人眼,未人心,没有在背帖上下功夫。临写的时候很认真,很细致,一丝不苟,甚至惟妙惟肖,但是一离开字帖,就恢复自己本来面目了。如果能临习中有意识记忆,达到能熟练地背临和默写,就不会一放就忘了。

  郑板桥说:“十分学七要抛二,各有灵苗各自探。”入帖而始终不出帖、守法而不知变化的人,被称为“书奴”。释亚栖《论书》云:“凡书通即变。……若执法不变,纵能人石三分,亦被号为书奴,终非自立之体。是书家之大要。”董其昌也说:“守法不变,即为书家奴耳”,“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”,“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,晚年一变,有冰寒于水之奇”。他说,天资高迈的米芾,长期师从唐欧阳询等名家,直到壮年未能形成自家面目,人们讥笑他是“集古字”。到了晚年,他博取诸家之长,书风一变,自成一家,“人见之,不知以何为祖也”。其实,董其昌自己也是如此,他初学临习唐碑,转而临习钟繇、王羲之书迹,直到他四十四岁时,还感慨学书二十七年,犹在“随波逐浪”。后来,到了嘉兴,得以尽观项子京家藏真迹,从此渐有所得,以至于“名闻外国,尺素短札,流布人间,争购宝之”。王文治《论书绝句》中有诗评价他道:“书家神品董华亭,楮墨空元透性灵。除却平原俱避席,同时何必说张邢。”

  总之,凡欲学书之人,要想达到一种得心应手的熟练程度,必须经过刻苦的练习,要经过一种困知勉行的功夫才行。苏轼曾把学书比作逆水行舟:“学书如溯急流, 用尽气力,船不离旧处。”所谓“困知勉行”,就是遇到困难而求知,勉力加以实行,书法的学习过程就是如此。曾国藩曾对他的儿子曾纪鸿说:

  余以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,尔不可求名太骤,求效太捷也。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,单日以生纸临之,双日以油纸摹之,临帖宜徐,摹帖宜疾,专学其开张处。数月之后,手愈拙,字愈丑,意兴愈低,所谓困也。困时切莫间断,熬过此门,便可稍进。再进再困,再熬再奋,自有亨通精劲之日。不特习字,凡事皆有极困难之事,打得通的,便是好汉。(《曾文正公全集》)

  “打得通的,便是好汉”,这句话说得真好!不到长城非好汉,男儿到此是豪雄。书法家潘伯鹰在《书法杂论》中也说:“写字的进步,决非一帆风顺的。每当一段时期,十分用功之后,必然遇到一种‘困境’。自己越写越生气,越写越丑。这是过难关。必须坚持奋发,闯过几道关,方能成熟。凡‘困境’皆是‘进境’。以前不是不丑,因未进步,遂不自知其丑,进步了,原来的丑才被发现了。越进步就越发现。这时,你已经登上高峰了。”从这个意义上,凡困境皆是进境,非以前不丑,而是不进步则不知其丑也。这是潘伯鹰根据自己的学书体会,送给初学者的一段素朴的箴言。

  明末清初书法家倪后瞻,曾把书法的学习过程,分为一种“三段论”的模式。其《书法

  论》中有一段妙论,对学书者颇有启迪,故不吝篇幅,援引如下:

  凡欲学书之人,功夫分作三段。初段要专一,次段要广大,三段要脱化,每段要三五年火候方足。所谓初段,必须取古之大家一人为宗主,门庭一定,脚跟牢把,朝夕沉酣其中,务使笔笔肖似,使人望之即知是此种法嫡;纵有谏我谤我,我只不为之动。此段功夫最难,常有一笔一画,数十日不能合辙者。此处如触墙壁,全无入路。他人到此,每每退步灰心,我到此,心愈坚,志愈猛,功愈勤,无休无歇,一往直前,久之则自心手相应。初段之难如此,此后方许做中段功夫,取晋、魏、唐、宋、元、明数十种大家,逐家临摹数十日。当其临摹之时,则诸家形模时或引吾而去,此时要步步回头,时时顾祖,将诸家之长点滴归源,庶几不为所诱。然此时终不能自作主张也。功夫到此,倏忽又五七年矣;此时是次段功夫。盖终段则无他法,只是守定一家,又时时出入各家,无古无今,无人无我,写个不休。写到熟极之处,忽然悟门大启,层层透入,洞见古人精微奥妙,我之笔底迸出天机来,变动挥洒。回头视初时宗主,不缚不脱之境,方可以自成一家矣,到此又是五七年或十余年,终段工夫止此矣。(《倪氏杂著笔法》)

  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后,便能运化自如,自在吞吐,于极熟处,传不可言宣之妙,挥洒自如,笔底一片化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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